尽管看他的谈论已有若干年，阅览他的学术著作仍是近两三年的事。形象最深入是他和张晏在《办理国际》（2007）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首要发现是当时的中心和当地财务联系以及当地政府激励机制一起效果下，我国当地政府开销偏重于基础设备而不是人力资本等。这也提醒了当时各地高楼大厦树立、高速公路兴旺，不过软环境却令人不敢恭维。近期联合早报发了一篇题为“上海还缺根弦”(2010年11月25日) 的文章。作者对我国硬件设备的开展适当敬服。不过，对我国全体的软环境却颇有微词。比方他说到北大“勺园”，修建表皮掉落，设备也适当残缺。而国外许多老牌大学，往往能坚持文明传承和现代技能的两层交融。
傅勇新书中第七章《公共开销当地化进步了公共物品的有用供应吗？》很有意思地答复了他和张晏2007年文章中未答复的部分。实证数据标明，反腐力度的增强和政府管理质量的上升，将有利于进步教育职业的投入问题。这也与糜烂研讨的一些发现相互照应。当地政府之所以偏重于基础设备出资，不只在于其政绩考虑，也在于个人利益。当地政府领导人中其实有不少人以“拆迁”知名，依托“拆迁”和建造取得选拔。一起，这些建造也为其自己及亲属发明很多财富，因而也愈加有或许贿赂上级取得更高的官位。
第七章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那便是在当地财务资源被操控之后，财务分权程度越大，当地公共品特别是基础教育等投入越差。关于分权的负面效果，近年来有不少文献提及。在公务员管理不力的国家里，分权往往导致当地政府滥权。并且来自当地财团的捕获政府的时机会同步上升。假如放到更大的布景，傅勇这篇文章或许对分权整个理论会有很重要的奉献。
此外这一章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预算外收入对公共物品供应有必定的正面效果。笔者近来依据陈抗等人所做研讨的思路，发现预算外收入占当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在近年出现清楚明了地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心在操控预算外收入有必定成效。不过在这种成效的背面，是否也把好的一面给扼杀了？我国的状况也真是很难。集权有很大的问题，分权又有不少的负面效果。最要害的是，当地政府缺少自下而上的限制机制，因而完全赖内部的自上而下的追究责任，终究是不是可以处理当地政府的问责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傅勇一书的文献回忆也写得很好。文献回忆是一篇文章很重要的部分。曾经国内的学者往往疏忽了这一部分，终究没办法断定其著作实践奉献和归属。其实我自己也很忧虑回忆文献这一部分的写作。写得欠好，一有或许疏忽重要文献，二也有必定的或许显得做作常识。一位学者的说法很有意思，文献回忆便是三个要害词：树立、奉献和批判。也便是要考虑你的研讨树立在哪些文献之上，而对哪些文献有所奉献，再便是对哪些文献有哪此反思和批判之处。我国学者或许是比较谦善的原因，对批判这一方面处理得并欠好。而傅勇一书三个方面都处理得不错。
别的，民主之父Diamond 2008年曾发文称，许多国家政府的首要方针不是供给公共服务（校园、医疗系统），而是为官员、其家庭和保护者供给私家产品。
